阳市和省会海天市之间的郊区。这里距省会不到五十公里。过去是有长途汽车的，可是他从来没有坐过。他又问过路行人，打听到汽车站，他身上还装有以前每月发的几十元生活费，买票上了公共汽车。汽车向省会海天市驰去。
汽车进入海天市区，他在长途车站下了车，看着那纵横交错的街道，穿梭般的车流，张敬怀像进入迷宫那样，连方向都辩认不清了。从他参加解放这个城市起，在这里已经住了三十多年，他从来没有坐过公共汽车，甚至不知道怎么买票，也不知道回家的路怎么走法。他问了过路行人，才明白回到他家要换两次车，到一座大商店往右拐，走一段胡同，然后就是他的家了。
他按照人们的指点，果然看见了他住过的四合院。然而却面貌全非了。
院墙已经破败不堪。隔着不高的院墙往里看，四合院已经一分为二，在正当中，砌了一道墙，门也分成两个。房子好像已经很久没有修缮过了，房顶的瓦楞上长满了草。他敲了敲门，里面没有回应。原来过去为了保卫张敬怀的安全，附近五十米内没有盖房子，也就没有邻居。他回头走到五十米开外的一座平房门前，敲开一家老百姓的门。他忽然想起来了：他刚搬进小院的时候，有两三次吧，在春节时，他去向邻居拜年。有秘书，警卫员陪着。他没进屋时，人家热热闹闹的，他一进屋，人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大官，便十分拘谨，大家都忽地站起来，像一群塑像似的，纹丝不动，他觉得尴尬，以后也就不去拜年了。
随着轻轻的敲门声，那个他曾经拜望过的近邻的门打开了。是一位和善的老太太，一见他就认出来了：“呵，……是你，你回来了进屋坐，坐”
这老太太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对他“怒目金刚”，令他十分感动。他没有进屋，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人呢”
老太太说：“都下乡了，听说是走 武器五七道路。你那房子，在夺权时候，两派头头，还发生过武斗。吓得我们不敢出门。你喝水，喝水。”试着很麻利地为他倒了一碗水。
他觉得这位老人家不会知道很多情况，喝了碗水，便告辞出来。他想，既然监狱释放我时，让我从哪里来，还回到哪里去，我当然是应当先到省委机关报个到。问问确切情况再说。
他走了有三十分钟的路，到了省委机关，门外挂着“革命委员会”的大牌子。
两个卫兵分立两旁。他向卫兵询问，卫兵示意他到收发室。
收发室老头认识他，也很热情：“你回来了，请稍等，我给单主任挂电话。”
不多时，单主任出来迎接了。好像十年中一切都不曾发生过一样，他热情地说：“啊，你回来了。张主任知道你今天回来，叫我在这里等你呢。跟我来。”
“张主任哪个张主任”他问。
单主任说：“就是以前的张环友书记，建立革委会时，结合 进革 的。现在是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张敬怀明白了。这位张环友同志，是原来一位副书记。因为对一把手有意见，“文革”前，长期不上班，基本上是处于“靠边站”的状态。“建革”时，原来主持工作的省委领导人凡是有水平有能力的，都被打倒了。按照“建革”的“三结合”原则造反派、解放军、老干部，总要有一个老干部参加。对于原来的当权派，到底结合谁，各派难于达成协议。张环友这些年没有工作，当然也没有错误。有人还说：张环友是受旧党委迫害的好干部。他在“文革”中又没有参加任何派别，有人一提出他作为结合对像，各方很快达成了协议。张环友便捡了个“新生红色政权”省革委会的副主任。
单主任领着他往大楼里走，有许多认识他的干部，有人感到惊奇，有人走到对面，却转过脸躲着他，也有人问：“你出……回来了。”
单主任把他领到一个大办公室。原来的张副书记，现在的张副主任，正在批阅文件，一见他就问：“你回来了好”很热情的样子。又接着问：“身体怎么样”
“还可以，还可以。”他随便答。
单主任马上给他倒了一杯茶。
张主任告诉他：“敬怀同志”
这位现任革委会的领导，居然称他为“同志”自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就没有人这么称呼他了这使他甚为感动。
张环友诚恳地说：“你的问题不归咱们省里管。上边叫放人，我们就放人。
至于以后的事，只好等上边下了文件再说。你先住在招待所等吧你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我这就给你开个条子。还有，最近要开 三种人 的批斗会，你可以参加。“张主任回头，向单主任交待，”给敬怀同志一张门票。“
张敬怀沉吟了一刻：“我的问题，……怎么个说法”
张主任说：“现在问题一大堆，你的专案材料也不在省里。耐心等着，看上边是怎么个说法吧”
“我爱人和孩子呢”
“艾荣同志和孩子走 五七道路 了，现在都在乡下。我们已经做了安排，先让她们回来。我估计，一个星期就到。”
办公厅单主任说：“走吧咱们先到财务处把工资领出来。先解决吃饭要紧。”
张敬怀便和单主任一起到了财务处。现在的财务处长，是原来的一个老会计师，姓孙。张敬怀过去从来没有和财务处的人打过交道。但孙处长认识他，一见面也问：“你回来了”
张敬怀点了点头。
他又想，在“文化大革命”中，无论开什么会，每次都要读语录“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可是十年过去了，到底什么是“走资派”，也没有定个政策界限。他糊里糊涂被“打倒”，糊里糊涂被关押，又糊里糊涂被“释放”，现在对自己是什么问题，仍然没有个说法……不要想了，正如张主任说的“回来就好”。
这是最主要的。
孙处长说：“我们补发你的工资。过去每月只发给你三十元的生活费。这么多年，扣除每月的生活费，你存有三四万元呢。按政策得给你补发。”
孙处长想了想又说：“你现在连个家也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存放呀我们的意见，你先领一万元。原来的家也没有了。总得置买一些生活需要的东西吧其余的钱，我们先给你存着，你什么时候需要，再来领，好不好”
张敬怀首先感到亲切，一听那个钱数吓了一跳。张敬怀没有想到，他被打倒这么多年，还能补发工资，说：“可以。”
于是他从孙处长那里领了一万元，分别装在内外衣两个口袋里。单主任把他送出大门。他拿着住宿证，按照单主任指示的方向，向招待所走去。
张敬怀等来一趟公共汽车，费了好大的力气，才挤上车。买了票。只听售票员在报了站名之后说：“革命的同志们，请注意，下车时，不要把东西互相拿错。”
张敬怀一时不明白，问：“什么 互相拿错 ”
售票员说：“你这个老同志，现在经过文化大革命，广大群众提高了觉悟，形势一片大好，社会道德空前提高，如果说还会有小溜小偷什么的，不是否定 文化大革命 成果吗”
“哦，哦。”张敬怀说。
“挤，挤，往里挤。别自己一上车就不管后边的人了”
人们在车上拥挤着。
坐了三站，张敬怀下车，一摸兜儿，外衣口袋里的一打票子没有了。过去张敬怀从来没有关心过钱的事，一切都由夫人和秘书管理。他又掏里边口袋，还有。
原来外面口袋装了三千元，里边装了七千元。这就是说，大头还有，也算是万幸。
到了招待所，被安排住进一个单人房间。一躺下来，他觉得这一天的经历很有意思，对于他这个“罪该万死”的反革命，现在居然已经没有人歧视他，可见世界的变化太大了。他两眼一闭，就睡着了。
他一直睡到次日早起，第一件事是赶忙找那只铅笔，要在墙上画道道。可是墙壁雪白雪白，原来我画那两千多道呢
揉揉眼睛想了半天，哦，我住的是招待所
这天下午，他忽然想起明天要去体育馆开什么批斗大会。一听“批斗大会”，他从心底就反感，他掏出张主任给他的那张入场卷，上面印的是“批斗三种人大会”。这时一个服务员进来倒开水。他问：“什么是 三种人 ”
服务员笑着说：“你这位老同志，怎么还不知道呀一定是在真空里生活太久了……我明天还要去呢。据说早晨八点准时开会，要开一天呢，中午也不休息。
你得买点吃的带着呀“
“哦，哦。”张敬怀说，随即出了招待所，到了大街上。
他在大街上转了好久，他想，买几根黄瓜，买两个面包，也就够吃一顿的了。
他来到一个菜摊，见有个卖黄瓜的副食店，但人排的长龙有一百多米。他在排尾站下，很快人们又在他后面排了很长。前面有几个年轻人要“加塞”，后面同时有几个人高喊：“遵守秩序，遵守秩序”“不准加塞”“文化大革命的觉悟提高到哪里啦连这位老爷子都站排呢。”
前面的人不听，继续加塞。最前面的人一下买了十斤。又有人喊：“每人一斤，你们买那么多，我们后面的人还吃不吃了”
他看小摊上那黄瓜，剩下的不多了，即使排到他这里，也买不到。便主动退出了长龙。
他又到一个副食店买面包，也排了队，但不像买黄瓜的人那么多。他参加排队，二三十分后，排到他买了。他掏出两元钱，服务员问：“粮票呢”
“还要粮票”
那售货员蛮横的说：“你这个人真是，什么也不懂。没有粮票排什么队一边去，一边去”不容分说，后面的人便把他挤在外面了。他懊丧地回到招待所。
粉碎“四人帮”之后，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清查“三种人”的轰轰烈烈的运动。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靠造反和夺权起家，挑动武斗有血债民愤，冲击国家党、政、军和公、检、法部门，抢财物，砸档案等等罪行的，纷纷被清查出来。在每一个省、市、县，都有成百上千的“三种人”被清查出来。当然，也还有在台上的“三种人”掌着权，这种犬牙交错的情况，持续了很长时间。
为了进一步推动清查运动，制造声势，把这些人批倒批臭，这天在体育馆召开了批斗大会。从全省说，这还是第一次。
那天，张敬怀一早就到了体育馆。他与世相隔十年，他想通过这次大会，看看世界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还不到八点钟，各机关、学校、人民团体的队伍，打着红旗，敲着锣鼓，就浩浩荡荡地向体育馆集聚。人们有秩序地从各个大门，走进中间能容纳一万多人的体育馆。张敬怀忽然想起，十年前，第一次批斗他的大会，也是这样的阵势。
他拿着门票，随着人流进入场。原来门票分东、南、西、北四个入口。他几乎转了一圈，才进得会场。到了场内，门票又分为甲、乙、丙、丁等若干区。他又转了好久，在工作人员的指导下，才找到自己的坐位。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在主席台的边上。又一看，台上他认识的人还真不少。他把帽子往下拉了拉，故意谁也不看，免得打招呼。他现在的问题还没有个说法，见了熟人有什么话讲呢。
会议开始了。主持会议的人大声喝道：“把四人帮帮派分子，挑动武斗和打砸抢分子押上会场”
于是事先准备好的数十名这样的人，各个都戴着大牌子，被两个人架着背膀作喷气式状，走到台下，站成一排。
“低头”主持人喝令。
那些人便低下了头。
“把刘吉有拉出来”主持人喝令。
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第一个拉出来被挨斗的居然是刘吉有
主持人说：“这个刘吉有，是个大大的野心家。靠造反夺取了省委的大权。
挑动 四。二三 大规模武斗，造成死九人，伤二十四人的惨剧。他还挑动红卫兵，冲击军事机关，抢夺武器，并对所谓的“走资派”搞逼供信，给十二个老革命造成残废……真是罪恶滔天，民愤极大……刘吉有，我问你，有没有“
因为刘吉有面前没有麦克，只见他点头，向四周弯腰，听不清他回答些什么。
当工作人员把一只麦克拿到他面前时，才听他说“……我，有罪，有罪”
“交待你的罪行”下面一阵呼喊。接着是口号：“打倒刘吉有”
“刘吉有不投降就叫他灭亡”
“把刘吉有批倒批臭”
一个人说：“谅你也不会坦白我揭发”于是他拿着事先准备好的稿子，跳到主席台上开始揭发。
这会场的这气氛，这阵势，这方式，怎么和自己被批斗时那么像似呢是不是我又在接受批斗呀他想。不是，我现在在主席台上啊。座上宾，阶下囚，整整调换了一个位置。历史怎么这么无情，这样富有戏剧性呢使他觉得不舒服的是：为什么还要采取这种方式也许是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这种方式，是中华民族的“伟大发明”，还要继续下去吗……也许是历史的一种贯性──历史总要重复以前的一些东西吗
联想到自己，他不想再听那些揭发了。这时，有一个人碰了碰他的胳膊。他一看身旁坐的是京剧院姓吴的那位导演。因为张敬怀在主持工作时分工管文教。
每当排演什么重要剧目，这位吴导演常常去他家征求意见。这位吴导演有着艺术家性格和气质。别人见了像张敬怀这样的大官，总是拘拘谨谨，张敬怀讲什么都点头称是。吴导演不怕官，见了他总是很随便。有不同意见，也敢和他争论。所以，张敬怀很喜欢和他聊天。张敬怀有一种观念，官越大，越难听到不同意见，越没有谈心的人，身边全是唯唯诺诺的人，这使他感到寂寞。以前他曾经多次和吴导演畅谈，从中得到不少的乐趣和愉悦。何况吴导演很幽默，一讲话，就让你发笑。张敬怀记得，他上次和吴导演见面，也是在一次批斗会上。因为吴导演导过海瑞罢官，为他开过专场批斗会。不过那次演“主角”的是吴导演，张敬怀演的是“陪斗角色”。此次见面难得。两人便小声攀谈起来。
“怎么样张书记”先是吴导演问。
“还可以。你呢”
吴导演说：“没有死。”乐观地一笑“这种日子，就得自己找乐子，自己安慰自己。得像阿q 那样，用精神胜利法。”又是一笑。
张敬怀也向他敞开心扉：“我差一点没有自走绝路。后来想通了，才看见今天。”
吴导演说：“我当时就感到，这哪里是一场革命完全违反一切规律的闹剧。”
“违反规律的东西也能长久。”张敬怀说。
吴导演说：“这是有历史先例的。你想想，女人裹小脚的事，它不仅违反人身体的生长规律，也违反劳动生产力的规律。可是靠某种力量不是流行了一千多年吗”
“这种现像，值得我们哲学家去研究。”张敬怀说。
“这 某种力量 是什么我还没有想清楚。”
台上台下一阵阵口号，一个个“三种人”轮番坦白交待。“打倒”和“批臭”之声震耳欲聋。他们不去听，会场上也没有人注意他们的窃窃私语。这时，吴导演掏出小本，快速写了点什么，随即拿给他，问：“你记得有一出戏叫人面桃花吗”
“记得，记得。”张敬怀答。
吴导演说：“其中有四句： 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互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现在面对此情此景。我即兴胡诌了几句。”
张敬怀接过条子，见写的是：
十年今日此门中，
“文化革命”大斗争。
造反英雄何处去，
老吴依旧笑春风。
张敬怀看了甚觉有趣。吴导演要回来字条，马上撕碎了。
张敬怀说：“你现在可以 笑春风 ，我可笑不出来。我虽然被释放出来了，但问题还没有个说法呢。”
吴导演安慰说：“你不用急，等着吧，好饭不怕晚。”
开过批判大会，两人在回去的路上又谈了很多。张敬怀回到招待所，躺在床上想。吴导演是对的，难得听他说的这一席“没遮没拦”的话。自己当初没有自杀，就是要看到文化大革命怎么收场现在看到了你方唱罢他登场。座上宾，阶下囚。人际关系是这样，人民生活呢昨天他排队买东西，已经体验过了。自己虽然又成了“座上宾”。可是总该有个说法呀张主任要他等着，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得找找人，甚至到北京上访。据说，为了平反冤假错案，到北京上访的人，成千上万。过去，衙门口都有一面鼓，你一敲，大老爷就得升堂。可是到北京找谁呢反正现在用不着击鼓。那里有好多老战友，找找他们，哪怕问点情况、形势、动向，也是好的。
在艾荣和女儿从乡下回来之前，对于他们的夫妻关系，张敬怀曾经认真反思过很长时间。二十多年来，他们夫妻间的矛盾，到底怨谁他觉得，认为自己太理想化了，太不关心这个在战场上救过他的生命的妻子了。她一直对于她的提拔、任用和级别待遇问题，他没有为她说话而不满。和她有同样资历的同志，只要是嫁给首长的，大多已经是副厅、局级干部了。可是，她还是一个副科级。这很伤她的自尊心。可是，话又说回来：凭他对妻子的了解，她太要强，太注重官、名、利，事事爱拔尖，和谁也搞不好团结，且不管她的能力和水平，把她放到任何一个领导岗位，不闹得四分五裂才怪呢况且，自己明知她不胜任，怎么好违背党性原则，去为她“说话”呢不要说“说话”了，自己一想，就觉得脸红。正因如此，当有些组织部门领导主动提出：“艾荣是个老同志了，在朝鲜战场又立过功，是不是……安排”
他一听这话就说：“得啦，她不行。我听人反映，她连一个支部副书记都当不好……”
艾荣曾经主动去向组织部门问过，她因为什么只能当个小小的支部副书记逼得组织部长只得对她说：“你去问你的老头子吧”
想来想去，自己不违心为她“说话”是对的。……不管怎样吧，经过“文化大革命”这场风暴，批判什么修正主义啦，天天读语录“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啦，要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啦，她总该有点改变吧经过这九死一生的磨炼，她怎么会没点改变呢只要她回来，他一定主动和妻子和好。小女儿一向听妈妈的，从来不和爸爸亲近。这一方面都怨自己，因为工作忙，没有时间抱抱她，亲亲她，给她一点父爱。现在自己应当给她一点作为父亲的关爱。
张敬怀还想到，在“文化大革命”高嘲中，的一次批斗会上，造反派为了让张敬怀交待“罪行”，曾经拿出夫人写给她的的“最后通牒”，说你如果再不交待问题，我就和你离婚。但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他相信，那是造反派逼迫的结果，在那种人人自危的形势下，情有可原。这次她母女回来，改善家庭关系要紧，这些事已经过去，不能再怪她了。
过了一个星期，办公厅单主任派人把妻子和女儿从“走五七道路”的农村接回来了。据单主任说，他家原来的房子，被两个造反派占着，且一分为二在中间修了一条墙，正撵他们搬家，院内那堵墙要拆掉，房子还要打扫修缮一番。
因此先让他们一家在招待所住些日子，还给他调了个套间。
夫人和女儿是省革委会用大汽车接回来的。当时是“净身出户”，除了日常生活用品，没有带走什么东西，自然也没有拿回来什么。
张敬怀见了母女，原来就瘦弱的夫人更瘦了，脸色黑黄，有气无力的样子，不免生出怜悯之情。见女儿长那么高，使他感到惊异，细细一想，她应该有这么高，因为她已经是个十九岁的大姑娘了。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和颜阅色地问：“还好吗”
使张敬怀没有想到的是，夫人没有好声气地说：“有什么好的你看看，我这手，我这脸，能好吗差一点没有死在乡下”
张敬怀一时无言以对。
艾荣又说：“人家没有从部队转业的首长，在文化大革命中，都 支左 了。
在地方各单位当领导。人家是什么样子我们是什么样子不就是因为你爱多嘴多舌，讲你的 原则 吗“
张敬怀说：“过去了，该过去的东西，就不要再说了”
“我就是不能忘，我永远记得，永远记得”
张敬怀不想和她一见面就吵。经过这场九死一生的浩劫，她也应该冷静下来，现实一些了。但是他实在不能和她说清楚，便转身对女儿和善地说：“胜美，来，让爸爸看看，你长高了多少”说着把女儿拉在身旁。他抓着女儿的手，扣在自己手上：“哦，和爸爸一样高，是大人了。”
又使他没有想到的是，女儿像被火烧了一下，麻利地从他手中抽出来。
张敬怀也知道，在文化大革命高嘲中，当满街贴着“打倒”和“声讨”他的大字报时，艾荣也被开了几次批斗会，要她揭发丈夫。接着是他被关押九年。在九死一生之后，此时此地，此情此景，夫人也应该问问他身体怎样，受了些什么苦。这么多年，他被关押着，彼此不通消息。现在团聚了，总有好多话要问吧
可是夫人连一句话也没有问。又过了半天，却说：“平常没有借你的光，这次可是借光了。我们是反党集团分子的家属，等于半个反革命我们娘俩被流放到乡下，你不觉得对我们有愧吗”
张敬怀听了这话，几乎哭出来，随即大声说：“我有什么愧我有什么错误这怎么怨得着我”
“没有错误，人们怎么斗你”
“现在不是……回来了吗”
“回来了怎么样你的问题解决了吗还没有平反啊。说不定在哪一天，你又来个 二进宫 ──我当时怎么了怎么鬼迷心窃，嫁给你好事摊不着，坏事老是跟你吃瓜落”
想不到夫妻生死离别这么久，一见面就把关系搞僵了。张敬怀再想不出来要说什么。他从身上掏出一罗人民币，说：“这是补发的工资，我没有全领。你看需要什么，和孩子到商店买点东西吧”
夫人迟慢地接过钱币，对女儿说：“胜美，咱们上街吧。”女儿一直和妈妈好，事事都信妈妈的。
两人便上街去了。
夫人说得也对：他虽然从监狱里释放出来了，可是他的问题并没有解决。他到底是不是“彭德怀死党”是不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是不是还有其他种种罪名，这可是有关他的政治生命问题，不可不弄清楚。但是，现在正在清查“三种人”，从北京到各地，有不少造反派还掌着权。他所尊敬的彭总已经与世长辞了。
有一天，单主任来看他，并建议：现在揭批“四人帮”，将来会怎么发展呢谁也说不清楚。可是按照过去的经验，有时会风云突变。你现在的问题，上边还没有一个“说法”，也就是说还没有结论。所以现在还是“戴罪之身”。你的问题由北京管，连档案也都调到北京了。北京对你没有个说法，省里也不能给你定什么性质。可是，通过组织解决，会有一个很长的过程，要解决问题快一些，你在北京有很多老战友，不如到北京去找找老战友，请他们说句话，那真是一言九鼎，问题很快就会解决。即使一时解决不了，能了解当前一些情况和政策的走向也好。
这个建议有理。于是，张敬怀在心中扒着手指数着，从总参、总后、总政到地方各机关、团体，有七八个人可以找，即使他们不管自己的问题，了解些情况，决定自己下一步采取什么措施，总是有易处的吧
他下了这个决心，想了又想，找了又找。忽然想起来一个叫侯卓夫的老战友。
在抗美援朝前线，他们肩并肩作战，结下了深厚友谊。回国之后，有一段时间，他们还是邻居，彼此经常来往。他的那个小儿子，小名叫“大圣”，还是他给取的。从“文化大革命”的大字报上得知：侯卓夫在什么“文革领导小组”当过几天领导，大字报常常见他传达“最新最高指示”。去找找侯卓夫，不失为一个好主意。
张敬怀就这么决定了。他还让单主任找了侯卓夫和另外一些老同志、战友、领导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怎么走法，到北京的住处是一个问题。他想十年监狱生活，自己脱离社会太久了，坐坐硬板车，住在小店里，了解点社情民情也是好事。
便自己到车站买了车票，次日就乘硬板火车到北京去了。
到了北京，他才知道海天市之小。他记得，他最后一次到北京，是在1958年夏天。他和秘书一出车站，汽车就把他接到了京西宾馆。现在他孤身一人到了北京，一下车，好像掉到汪洋大海里，在人群的浪花中拥来拥去，不知道怎么走，往哪里走。他在车站附近找到一个叫做“太阳升”的小旅店住下，向服务员问了许多事，觉得长了不少知识。
稍事休息，就按照服务员的指点，碰运气去了。
张敬怀先是打电话问他事先开列的名单上的老战友、老领导、老部下。使他失望的是，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仙逝”了，有的调动了工作，有的搬家了，有的下乡还没有回来。他按照原来的一个旧地址去找抗战时一个老同志。公共汽车路过新华门前，他知道这是国务院的所在地。汽车被堵了一个多小时，原来是有一百多河南省的“上访”者，要求平反他们的冤案，交通警察费了一个多小时，才把他们疏散。好容易找到那位老同志的住址，那位同志却调到云南去了。但他夫人很热情地接待了他。这位夫人，为他打了十来个电话，才打听到侯卓夫的地址和电话。
得到了侯卓夫的新住址，他又重新回到“太阳升”旅社。他打电话到侯卓夫家里。接电话的是一个女人。他不好意思问是侯卓夫的夫人、女儿还是保姆。张敬怀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侯首长的老战友，那女人才告诉他：首长到大西北公出了。她说，你要是有事，可以找找侯贵卿，他目前在国务院工作，“负很大责任”的。还告诉了侯贵卿办公室的电话。
张敬怀觉得：这不是“小圣子”吗找到他，也许会有些用处的。这个侯贵卿小名叫“大圣”。
侯贵卿，好像有当官的遗传基因。从小学到高中，每一个年级，都当班长。
文化大革命后期，也响应号召，下乡插队，接受了贫下中农一段“再教育”，从乡下参军，然后提干，接着是科长、处长、到局长，芝麻开花节节高，如今已经成为副部级的什么主任了。
这天晚上，张敬怀居然打通了侯贵卿家里的电话。
“你是谁呀”张敬怀问。
“我是侯贵卿。”
“你爸爸在吗”
“不在。你是谁”
“我是张敬怀，你爸爸的老战友。你是 小圣子 吧”
“什么 小圣子 我是侯贵卿。你住在哪里”
“我住在 太阳升 旅社。”
“哦， 太阳升 旅社……”对方稍加停顿，“你有事吗”
“我没有什么事。”张敬怀略作思索，说“也算有事，我的问题，我想，你可能知道一些情况。你爸爸到什么地方去了”
“他到大西北视察……。”
“什么时候回来”
“这是我爸的事，我不知道。”
“那么……我和你谈谈也可。明天晚上，到你家里好吗”张敬怀对自己的低三下四有些脸红，我怎么向一个小孩子求情似的讲话呢但是，找他谈一次也许能听到点什么有关落实干部政策方面的情况。
对方又略作停顿：“有事……咱们明天──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外事活动。
后天吧，到我的办公室谈。“
张敬怀觉得，按他目前的情况，在家里像聊天似的谈话比较轻松，便说：“在家里谈话好。”
“还是在办公室谈吧。我办公室的地址是……”他讲了地址，就把电话放下了。
张敬怀觉得十分不快，在办公室谈话，有“公事公办”的意思。如果他住在京西宾馆，这位“小圣子”一定主动去看他，可是他住在一个小旅社，对方就猜到他目前的处境了……世态炎凉，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既然已经来了，人家又答应见面，那就见见吧。即使解决不了什么问题，问问当前的情况和形势也好嘛。
第三天，张敬怀就如约到了侯贵卿所在的单位。
这个单位大门很宽，有四根对称的柱子。两面的墙壁上，刷了八个大字：一面是“团结紧张”，一面是“严肃活泼”，进门不远，有一座大影壁，刷了五个大字，是毛体的“为人民服务”。门口站着两个神色严肃塑像一般的卫兵。他走近一个卫兵，说：“我找你们侯主任。”
卫兵看了看他，并往四面瞥了一眼，见没有汽车停着，是个普通百姓，问：“你找侯主任有什么事”
张敬怀一时不知道如何回答，说：“没有什么事。”
“没有事，你来干什么”
张敬怀说：“我是他父亲的老战友……想看看他……”
卫兵说：“你到收发室问问吧。”
收发员又盘问了他一番，张敬怀有些不快，似乎是命令着说：“你把电话接到侯主任办公室，我和他直接通电话。”
收发员见来者不善，便把电话接到侯主任的办公室。电话中说：“你让他进来吧。”
张敬怀这才进了大门，在办公大楼三层，走进侯贵卿的办公室。
张敬怀一见侯贵卿，这哪里是什么当年的“小圣子”呀一个标准的将领风度的军官。侯贵卿见了当年的“张叔叔”，以不热不冷的态度，轻轻地摸了摸他的手：“请坐吧。”
这时和他年龄相仿的一个军人，端上一杯茶，可能是他的秘书吧。
张敬怀落座。
“你找我……爸，有事吗”侯贵卿主动问。这一下切入“主题”的问话，使张敬怀语塞了。半天才说：“关于我的问题，你可能也知道，我想……”
侯贵卿仍然不冷不热地说：“你的……问题，我早就知道一些。现在中央拨乱反正的任务都很重，要落实政策的人很多。我们落实干部政策小组，是按地区分工的。河山省不归我管，不了解情况，我没有发言权。但是，解决什么问题不得有个过程啊。”
“是要有一个过程，可是十多年了……”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原理。”
“基本原理……政策界限是什么……”张敬怀的语气有些难耐。
侯贵卿又打断了他：“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你总该相信党的政策吧”
张敬怀再也忍耐不下去了，心想，讲这些绝对正确空话、套话、官话，绝对不会犯什么错误的话，难道我来见你，是要听你这些空话、套话的教训吗稍作沉默，即说：“那好了。”站起来告辞。
“司秘书，送一送……”
“不用了。”张敬怀以命令的口吻说。
张敬怀扬长而去。面对这种官腔、官气、冷漠，他感到受了羞辱。比他挨一次批斗都难受。
“一阔脸就变纯粹是个少年得志的新贵这是文化大革命培育出来的品种。”张敬怀想。
张敬怀来到大街上，觉得肚子有点饿了。便走进一家叫“南来顺”的小饭馆。
一个身穿白大衫的服务员，上下打量了他好半天，然后惊叫道：“唉呀这不是老首长吗你怎么在这里”
张敬怀也打量了对方半天：“你是……”
“我是你的警卫员小周呀……可不是嘛，都十多年了……首长可瘦多了。这么多年，首长受了不少苦吧”一派河南乡音，又是热情地握手。
“就那么回事吧。”张敬怀含乎地说。
小周说：“我复员以后，一直想念首长，可是，总也打听不到你的下落。你还好吗</br></br>